【圆明网】瑞士第二大周报，苏黎世的“星期天报”（Sonntagszeitung）于二零一零年一月三十一日发表了一篇对一位旅居德国的中国女法轮功学员的采访，以证人的身份讲述了劳教所的见闻，以及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文章的题目为：“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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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黎世《星期天报》的专访 |
专访中写道：“‘您的家族中是否有遗传病？’当监狱的医生问刘巍女士这个问题时，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决定她自己生或死的问题。”
“ 后来的许多事情都表明，刘巍差点儿成了活体摘取器官的牺牲者。就象前加拿大前国务秘书（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在他二零零九年出版的书《血腥的器官摘取》中所描写的一样：中共在过去的几年中杀死了众多犯人，并摘取了他们的心脏、肾脏和肺。盗取器官弥补了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不足。”
“刘巍在不同的监狱和劳教所共度过了十六个月。那些日子，她被酷刑折磨，每天被逼织毛衣十五个小时，还不被允许睡觉。她遭受这些迫害只是因为她修炼法轮功，而法轮功从一九九九年就被中国政府禁止。刘巍秘密复制和散发真相传单，后来被发现了。”
“在监狱里没有人关心我的健康。”刘巍回忆道，“可是我却必须去一个医生那里進行五次体检。”这位文弱的女士被抽血，医生用超声波检查她的心脏和肾。
现在，刘巍相信当时的检查结果很可能救了她的命，她说：“幸好我的器官质量不好。”二零零三年她被释放，一年之后她来到了德国。
乔高认为，中共之所以选择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些炼习静坐的人们非常健康，他们不抽烟，不喝酒，并且经常锻炼（法轮功功法）。他们的功法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流传非常广，以至于中共感到他们的独裁统治受到了威胁。所以他们造谣说法轮功是×教。
因撰写《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乔高两周前在瑞士伯尔尼（Bern）获得了由世界人权组织颁发的人权奖。在此书中，这位前国务秘书（亚太司司长）用曾被关押的犯人报告和其它证据，论证了他对中国政府的指证。
说中文的调查员也曾经以器官需求者的身份打电话给中国的医院，询问有关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的事，医生的回答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劳教所里，在押的法轮功学员仍然被继续盗取器官。一位调查员在打电话到西安大学附属医院询问时，那里的一位医生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我们只关心器官的质量，而不关心器官的来源。”
“在中国发生的这件事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瑞士器官移植捐献基金会会长弗兰茨•伊墨（Franz Immer）说，“法轮功修炼者成了一个活体器官库，并真的被分门别类地归档。这个器官库里有成百上千个记录，每一个都可能意味着一个死亡案例。”
刘巍幸运的活了下来。三十七岁的她接受国际人权协会和瑞士器官移植协会的邀请来到了伯尔尼讲述她的遭遇。她也曾向瑞士驻外机构的一名外交官讲述她的经历。现在，她坐在一家咖啡馆，透过全景玻璃窗，她注视着伯尔尼的冬天景色，“我能来到这真好，我能见到伊墨先生真是太好了！”
那些医生们很可能已经诊断出她的器官存在“缺陷”。这就是为什么她能侥幸幸存下来的原因。在被关押期间，刘巍的身体状况非常差，她不断地被要求纹丝不动的站着，坐着。稍微一动便遭拳打脚踢。她的精神几经崩溃。“一次我觉得我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已经死了……”她说。
二零零七年，中共出台了新的器官移植法。根据这条法律，被判死刑的人可以自己决定是否捐献他的器官。对国际大赦的人权专家Danièle Gosteli Hauser来说，这听起来极具嘲讽意味：“即将被处死的犯人就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了。”
专访最后说，虽然在劳教所里有干净的厕所，甚至有图书馆和计算机房。但犯人都不准使用，因为“这只是给人看的，为了展示中国文明 進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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